​​国家如何进入社会？人们又为什么要提出此一问题？这里我首先先容一下提出这一问题的理论前提和现实配景。首先，既然在这里提出国家如何进入社会或国家进入社会的方式，那么，在逻辑上也就一定意味着二者是有区分的。但我们在潜意识中，似乎根深蒂固地认为：国家和社会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工具。

岂论政府官员、学者，还是普通公民，在谈起国家和社会两者的关系的时候，总是对两者不加区分，从而国家的就是社会的，社会的也就是国家的，一言以蔽之，两者是同一个工具。　　这些年来，经由小我私家阅读和进一步反思，我大要上得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国家和社会两分，是自文明时代以来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和基本事实。这是我作出的一个事实判断，判断的主旨是说明国家和社会的两分，不仅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理念，也不仅是近代资本主义以来才有的社会事实，纵然在古代社会，同样存在这种两分情形，只是和近代社会相比力，二者两分的水平差别而已。

也许大家会有这样的问题：谢老师，根据通行的说法，国家和社会的两分应当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来才有的事啊，近代以前不存在国家和社会两分，不存在文明国家以外的社会。你怎么会走得那么远，提出国家和社会两分是人类社会自文明时代以来的普遍存在的事实这样的判断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只要听了我后面的解说就会明确的。　　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要回覆这一问题，就需要我们引出国家和社会两分的理论。

“文明社会”的观点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凭据我的阅读和影象，是著名的人类学学者(有人说是人类学的奠基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的)。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人类生长的三个时代——无知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大家知道，马克思在他的人类学条记中，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对这三个历史生长阶段的划分给予了很高评价。

有的人甚至提出这样一种看法，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就奠基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固然，这是一种看法或说法，是否正确，另当别论。

不外话说回来，这确实是一个很是重要的划分，“文明时代”的观点也是一个值得人们特别关注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和野蛮社会相对的观点，它标志着文明时代——文明社会的发生。文明时代的时间界线大要上相当于国家发生以来的时代。但国家发生以来，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似乎国家业已取代了、包揽了整个社会的问题，那还谈什么国家进入社会的问题？果真是这样吗？我说不是！纵然在那种“普天之下，难道王土；率土之滨，难道王臣”或“六合之内，天子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皇权统揽一切的时代，事实上仍然存在着皇权不能的问题。

所以，所谓皇权统揽一切只是一种理论上或制度上的假设，而不行能是一种社会现实(特别是在那些国情庞大的大国)。因此，文明时代的发生或国家的发生，客观上为国家和社会的两分缔造了一种我们言说的历史逻辑前提。在解说这一理论之前，先以本人的履历为例，简朴地回首一下我国今世“国家和社会”关系之情形。

我们知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我国似乎国家什么都得管，从天翻地覆的大事到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管，以致于管到每小我私家的灵魂深处——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就是。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在我的家乡，农民在其房前屋后种一些树，种一些菜，这本是十分私人的事情，但对不起，这是国家所不允许的，是“资本主义尾巴”，因此，要千方百计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我的宅基地上，我培育点花卉树木什么的，原来是一件很好的事，至少说明农民不偷懒吧，但对不起，这也要受到来自“国家的”批判。我就喜欢栽种花卉树木，这对家乡黄土高原地域有利益，那里缺少绿色，所以，人们尤为热爱绿色。

有一次我在园子里种了数十棵刺槐，但第二天早上被村会计受命砍掉了，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可想而知，其时我们的国家、政府以及在其严格控制下的乡村组织，进入社会、进入私人生活领域到了什么水平！它已经到了国民没有丝毫自由、一切行动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水平。人民公社时期实行大食堂制度，这种情形被生长到极致。

我自己虽然没有履历过公共食堂的生活，但我的尊长们多数履历过。听他们说，那时整个村子仅仅支一口大锅，大家在一口大锅里做饭，全村人巴望着那口大锅用饭。只管大食堂制度的目的是要更好地实现公正，但据老人们讲，事实上基础就不公正，原因在于那掌勺人的种种作为上。

听说那时我的家乡流传着一首小歌谣：“某某的钢笔某某的秤，某某嫂子的大马勺真是要人命！”意思是说那掌握笔杆子的、秤砣的以及专门掌勺盛饭的，决议着人们的生计优劣，在其时的情形下，甚至决议着人们的生死生死啊！特别是那掌勺的大嫂，她可以给你盛得稀一点，也可以盛得稠一点。因为在那忍饥受饿的年月，大家都食不果腹。

盛得稀的就可能被活活饿死； 盛得稠的，因为突然吃得太饱，竟然也有可能被撑死。　　我讲这个说明什么？在谁人时代，连我们用饭，到什么地方用饭，如何用饭，都成了公权力染指和控制的领域。我们政府强大到直接深入我们的生活细节中去了。

国民没有任何自治权，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之下，人民以为国家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国家就天经地义了。今天我们依然有相当多的国民仍然秉持这种认识，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仍然在强调这种看法。但事实上，国家和社会自古以来似乎就是或者应当是两码事。在理论上提出对国家和社会两分的是台甫鼎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差别的观点：一个是政治国家，一个是市民社会。

他认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两个差别的领域。政治国家代表的是国家政权机械，市民社会代表的是市民的经济生活领域。

厥后，这两个观点为马克思所接受。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使用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这样两个观点，并在这两个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我们熟悉的一个理论：上层修建和经济基础理论。

他所谓的上层修建相当于黑格尔所讲的政治国家，他所谓的经济基础相当于黑格尔所讲的市民社会。　　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涉足，大家在看书时，可能接触“市民社会”这一观点的时机较多。我建议，大家可以读读邓正来在这方面的叙述。

邓正来是专门研究市民社会的著名学者，虽是自由职业者，但学问做得很大。他醒目多个领域，视野很广，对哈耶克很有研究，特别是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在中王法学界学者中恐怕是做得最深入、最有成效的。

现在，他出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重点研究庞德的理论。那么，为什么要提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野？我以为，这恐怕不在于理论上人们有意的主观设定，而是在事实上、在利益上、在社会运作中原来就存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野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在中国，许多人认为国家和社会是不分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嘛！家庭不外是国家的缩小，而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家国是一体的，是同构的，是不加过多区分的。这是我们中国人恒久以来所坚持的看法。但事实上，在我看来，纵然在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国家和社会两分的事实。

那么，国家和社会的两分在古代中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它就是所谓“皇权国家”和“宗法社会”的分野。我的论文集《法的思辨与实证》一书，收有我的一篇《政治家的法理与政治化的法——二十世纪中王法理对“宪政”的支持关系及其厘革》的文章。

其中，我对学者们公认为古代中国恒久以来是国家和社会不分的看法举行了反驳。我认为，与此恰恰相反，古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是两分的，这两分即把天子的事情交给天子，把宗族的事情交给宗族。

所以我们有以国家名义泛起，并操之于帝王之手的“刑罚权”和操之于家长之手的“家父权”。《唐律疏议》就讲：“刑罚不行弛于国，笞捶不得废于家。”固然，国家也可以进入家庭，甚至有时候能诛灭九族，能克制“非所宣言”。

但这种情形，只有在违背皇权国家利益时才气启动。我想，大家都看过《红楼梦》吧。如果没看过，建议大家看一下这部名著。

在《红楼梦》中，贾政是谁人曾经如日中天，厥后又岌岌可危的大家族的首领，他可以对家族成员处以刑罚。在整个大家族中，家族内部的事情是交由一家之长来解决的，甚至家族之间的事务一般也由家族之间协商解决，除非家族内部或家族之间解决不了而且涉及国家政务的重大事情，才交由国家解决。

所以我们说，古代中国显着地出现出国家和社会的分野的特征。　　浙江人民出书社曾出书了一套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丛书，其中有《古代中国的“国”和“家”》、《古代中国的“社”和“会”》这样两本。

从中我们会发现，原来被我们混称的国家和社会在古代中国原来是国、家、社、会，它们之间原来是差别的。所以在古代中国，不光国家和社会是差别的观点，而且国和家、社和会之间也是差别的观点。至少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中国，国家是一个观点，社会是另一个观点。

社会有一定的自治性，只管古代社会的自治是很有限的——典型地反映在家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体这一事实和特征上。所以，在中国古典制度中，国家统治的最低条理是“县”这一级，以此为限，国家的控制再没向下层继续深入。众所周知，那时的县比今天的县要少，在地域规模上又比今天要大。由于县之下国家政权不再进一步延伸，国家控制也就到此为止，所以不仅有“天高天子远”这一现象，而且县令和乡民之间的距离也不是很近。

乡民在其一生中，涉足县衙所在地的时机往往是很是有限的，甚至在今天，此种情形仍然普遍存在。县级之下的事情，由地方的自治组织保和甲自己去解决。

所以，我们只管批判天子制度的专制和严厉，但从其实际的控制能力讲，它和今天任何国家的控制能力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能相提并论。其原因我将在后面再讲。

在我国，皇权国家和家族社会这样的分野究竟是何时被打断的？我以为，是从孙中山建设共和政体后被打断的。虽然共和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但它必须建设在宪政基础之上才是真共和，否则，纵然有宪法，有执法上的形式民主，也是假共和。

假共和不光没有或者不能保障国家和社会的两分，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最后直到国和家、社和会不能或无法两分。为什么20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有增无减、无孔不入？我想，除了科学技术蓬勃导致的更为利便和全面的控制工具之外，导致其控制能力显着增强的基础原因是行政制度设置的差别。

大家知道，古代社会最低只控制到县，而我们今天业已控制到乡一级。这样一定导致的一个效果是：中国古代所存在的显着的皇权同家和宗法社会的两分，自20世纪以来反而荡然无存了。

　　同样，西方社会也早已存在一种国社两分的体制。讲出“把上帝的事情交给上帝，把恺撒的事情交给恺撒”这样的豪言壮语时，我们就不难判断：至少今后时起，就有了世俗国家的政权与宗教社会的教权两分的情形。政权更多关注国家事务，而教权更多关注社会事务。

政权和教权的两明白显形成了古代西方国一社两分的局势。但在中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教权控制过于严厉，甚至以教权取代了政权，导致了所谓“政教合一”的畸形制度。这种统治约莫维持了千年左右，西方发作了从教权到人权、从专制到民主、从奴役到自由、从特权到平等、从偏爱到泛爱、从人治到法治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实质是要求政教分散，要求国家、社会有别。所以，所谓政教两分，实际上就是代表国家的政权和代表社会的教权两分的情形。

这两者间不仅是分散，而且各有自己的领地——分领国家和社会事务。教权虽然在许多地方有强制性，可是在更多的情形下，多数宗教对人们信仰与否秉持自愿的原则。

西方社会厥后为什么能够得以充实生长？我想，这和它恒久秉持这种国家和社会两分的原则——即把社会的事情交给社会，把国家的事情交给国家——恐怕不无关系。　　回过头来再看看日本吧。人们经常问：日本为什么乐成？对这一问题的回覆可谓五花八门，如日本的民族精神——大和精神，该民族显着的民族向心力，日本奇特的海洋文化和日本国民的内忧外患意识，明治维新以来所架构的政治制度，日本向来注重向中国学习、注重向外洋学习，注重吸取他人履历和对外开放……毫无疑问，以上这些原因都是日本乐成在某个方面的强大动力。但大家很少关注到另外一点，这就是：日本只管实行天皇专制，但其专制规模是有限的。

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古代，和天皇相对的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武士阶级。实际上，武士阶级就是代表社会的。在很大水平上，他们对天皇形成了很大的制约能力。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古代日本社会存在这样一个和天皇国家相抗衡、相制约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在一定水平上代表社会气力的武士阶级。这就导致了古代日本国和社两分的情形，武士代表社会，天皇代表国家。在日本，国家和武士阶级的分野是个事实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明代侵华在很大水平上不是由皇权决议的，而是由武士决议的，其背后的重要气力是移民日本的华商，因为其时中国天子不许其子民片帆下海，旅居外洋的华人一回国就有杀头之虞。

所以，日本武士为了其商业利益挑起旅居华人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在一定水平上，这是一场由日本武士策动的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这也充实讲明了古代日本天皇国家和武士阶级之间的分野和抗衡。　　固然，在古代世界，也有些地方是国家和社会完全不分的，如伊斯兰的哈里发国家，就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国家，宗教首脑往往既是国家的政治首脑，又是社会的精神导师。

但古代的大多数地域，纵然不存在近代以来在西方首先形成的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分散，但客观上还是国家没有也不行能事无巨细地将所有事务揽于自己怀中。以上我简朴地叙述了古代世界中国家和社会在一定水平上两分的事实。至于在近代以来，国家和社会的两分更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重大事实。

它从具有显着商业传统的西欧发端，并随着资本家追求大规模商业利润的运动而将其传遍天下。今天，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地方肯定存在以国家替代社会的现象，但国家和社会两分的基本趋势却是任何人也无法不正视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国家和社会的两分，更具有某种自觉的特征，它和古代一些地方国家和社会两分的自发特征形成显明的对比。这是一种在个体主体自治基础上的国家和社会两分，因此，社会得以相对独立的直接路径依赖是个体。

而在古代，一些地方国家和社会的两分始终不见个体主体的存在，在谁人时代，纵然和国家相对分散的社会，也是个体的奴役者，而不是其自治、自主和自由的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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